目的 探讨超声检测下腔静脉血流参数联合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预测射频消融术（RFA）治疗下肢静脉曲张（VVLE）疗效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0月~2024年10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RFA治疗的82例VVLE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随访3月，根据治疗效果将其分为有效组（n=70）及无效组（n=12），比较2组下腔静脉超声血流参数（平均内径、反流时间、反流平均速度、血流量）、MMP-2、VEGF水平的差异，并应用ROC曲线分析上述指标联合检查预测疗效的价值。 结果 无效组年龄、合并糖尿病占比、平均内径、反流时间、反流平均速度、血流量、MMP-2、VEGF阳性表达均高于有效组（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平均内径、反流时间、反流平均速度、血流量单独及联合检测的AUC=0.827、0.837、0.848、0.821、0.915（P<0.05）。下腔静脉超声血流参数联合MMP-2、VEGF检查预测VVLE患者RFA疗效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100.00%、90.00%、91.46%，均高于单一指标检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合并糖尿病、合并下腔静脉功能不全（以超声任一血流参数≥截断值为准）、MMP-2阳性、VEGF阳性是影响VVLE患者RFA疗效的危险因素（P<0.05）。 结论 下腔静脉超声血流参数联合MMP-2、VEGF在预测RFA治疗VVLE疗效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目的 探讨¹⁸F-FDG PET/CT延迟相在肝泡型包虫病（HAE）药物治疗无效患者中病灶增长速率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1月~2024年4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行双时相（早期相+延迟相）¹⁸F-FDG PET/CT的HAE患者，纳入未手术且长期规律口服阿苯达唑片剂［10 mg/（kg·d）］治疗无效患者共32例，比较32例患者治疗前后HAE病灶最大标准摄取值（SUV_max）、摄取比值（TBR）、浸润带宽度（W值）及病灶最大径。将患者治疗前的年龄、性别、病灶位置、SUV_max、TBR、W值、最大径设为自变量，将最大径的年增长率设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PET示32例药物治疗无效患者治疗前后HAE病灶均呈环形高代谢；治疗后PET/CT延迟相SUV_max、TBR值及病灶最大径大于治疗前（P<0.01）；治疗前后W值的总体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2例患者治疗前SUV_max值、TBR值及浸润带W值与病灶最大径年增长率之间存在相关性（P<0.001），其中因SUV_max值与TBR值呈高度正相关（P<0.001），故纳入治疗前SUV_max值及W值来预测HAE最大径的年增长率，纳入模型的2个自变量对HAE最大径年增长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HAE药物治疗前PET/CT延迟相SUV_max及W值可预测药物治疗无效患者病灶的年增长速率。

目的 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对比分析首诊肝癌患者Ki-67表达水平的差异，并探讨其在免疫组化特征术前预测中的作用。 方法 本研究基于双中心数据，收集2023年11月~2024年10月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和泉州市第一医院就诊的首诊肝癌患者的MRI及免疫组化Ki-67表达数据，共纳入59例初诊肝癌患者，其中男性52例，女性7例，年龄32~55（44.71±6.639）岁。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影像诊断为肝细胞癌，并接受术前增强MRI检查。根据Ki-67表达水平，以20%为阈值将患者分为高表达组（Ki-67≥20%，n=37）和低表达组（Ki-67<20%，n=22）。影像数据通过3.0T磁共振采集，包括T2WI抑脂序列图像。使用3D Slicer软件手动勾画肿瘤感兴趣区域，并通过OnekeyAI平台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合成少数类过采样技术平衡数据分布，并对数据进行严格的预处理，包括缺失值处理、异常值检测和数据标准化。运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K近邻、随机森林、极端随机树、XGBoost、LightGBM和多层感知器）对Ki-67表达水平进行分类和预测。 结果 随机森林、极端随机树和XGBoost模型在分类训练中表现优异，其中XGBoost模型的AUC值最高（0.914），随机森林和极端随机树的AUC值分别为0.911和0.833。在测试集中，3种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741、0.750、0.777。 结论 基于小样本的磁共振T2WI图像的影像组学特征结合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预测肝癌患者的术前Ki-67表达水平。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RADS）联合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磁共振构建术前肝细胞肝癌（HCC）CD34表达的预测模型效果，并探讨其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1年9月~2024年8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111例HCC患者，根据术后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将患者分为CD34阳性组（n=76）和CD34阴性组（n=35），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CEUS和Gd-EOB-MRI检查。比较CD34阳性组和阴性组之间的影像学特征，包括CEUS LI-RADS分类、CEUS LI-RADS主要影像学特征、LI-RADS M主要影像学特征、非LI-RADS影像学特征和Gd-EOB-MRI影像学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CD34阳性表达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预测模型。 结果 多因素分析中，LI-RADS M主要影像学特征（早期廓清），非LI-RADS影像学特征（肿瘤包膜、Adler血流分级、肿瘤边缘）及Gd-EOB-MRI影像学特征（动脉期瘤周强化）是CD34的独立预测因素，以上3项影像学特征联合构建的预测模型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14，敏感度为0.943，特异度为0.789，联合预测效能最佳。 结论 基于CEUS LI-RADS联合Gd-EOB-MRI构建的预测模型在预测HCC患者CD34表达及临床预后有重要价值。

目的 评估MRI与US在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肩袖损伤诊断中的应用及价值。 方法 以手术探查结果为“金标准”，对2022年2月~2025年2月于医院就诊的121例疑似肩袖损伤的肱骨近端骨折患者分别进行MRI及US检查，对比不同扫描方式对不同肌腱损伤检出情况、对肩袖损伤检出情况及对诊断指标影响。 结果 两种扫描方式对冈上肌腱损伤、冈下肌腱损伤、肩胛下肌腱损伤、小圆肌腱损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肩袖损伤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31% vs 4.13%，P<0.05），Kappa一致性系数为0.130；全程撕裂、韧带损伤、骨质损伤及部分撕裂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总计数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6.69% vs 94.21%，P<0.05），Kappa一致性系数为0.622。US对肩袖损伤诊断准确率（0.9528）、敏感度（0.9600）、阴性预测值（0.1667）、约登指数（0.9600）较MRI对肩袖损伤诊断准确率（0.9603）、敏感度（0.9677）、阴性预测值（0.2000）、约登指数（0.9677）低；US对肩袖损伤的漏诊率（0.0400）较MRI对肩袖损伤的漏诊率（0.0323）高；US对肩袖损伤的特异度（1）、阳性预测值（0.9917）、误诊率（0）与MRI一致。 结论 两种检查方式各有优缺点，在临床上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检查方法。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MRI-DWI）联合动态增强MRI（DCE-MRI）在前列腺癌（PCa）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3年12月在马鞍山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并经临床和实验室检查后高度疑似PCa的106例患者。以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将患者分为PCa组（n=38）和良性组（n=68）。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MRI、DWI及DCE-MRI检查，采集多参数影像数据。比较两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容积转运常数（K^trans）、组织间隙-血浆速率常数（K_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_e）。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各参数对PCa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DWI序列上，PCa组病灶大多呈现高信号，ADC值低于良性组（P<0.05）。在DCE-MRI中，PCa组K^trans和K_ep水平高于良性组（P<0.05）；两组V_e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DC值（OR=0.641）、K^trans（OR=1.948）和K_ep（OR=1.790）是PCa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诊断PCa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44，相较于单项检测（ADC：AUC=0.876；K^trans：AUC=0.802；K_ep：AUC=0.7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RI-DWI联合DCE在PCa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为病灶的早期发现提供有效的影像学支持和可靠的量化参数。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MRI-DWI）联合动态增强MRI（DCE-MRI）在前列腺癌（PCa）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3年12月在马鞍山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并经临床和实验室检查后高度疑似PCa的106例患者。以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将患者分为PCa组（n=38）和良性组（n=68）。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MRI、DWI及DCE-MRI检查，采集多参数影像数据。比较两组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容积转运常数（K^trans）、组织间隙-血浆速率常数（K_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分数（V_e）。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各参数对PCa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DWI序列上，PCa组病灶大多呈现高信号，ADC值低于良性组（P<0.05）。在DCE-MRI中，PCa组K^trans和K_ep水平高于良性组（P<0.05）；两组V_e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DC值（OR=0.641）、K^trans（OR=1.948）和K_ep（OR=1.790）是PCa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诊断PCa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44，相较于单项检测（ADC：AUC=0.876；K^trans：AUC=0.802；K_ep：AUC=0.7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RI-DWI联合DCE在PCa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为病灶的早期发现提供有效的影像学支持和可靠的量化参数。

目的 探讨基于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的瘤内瘤周影像组学模型预测乳腺癌脉管侵犯（LVI）状态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4年9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53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资料，使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按7∶3的比例将患者分为训练集（n=107）和验证集（n=46）。在DCE（注射对比剂后的第2个期相）序列勾画肿瘤区域并外扩生成4个不同大小的瘤周区域（2、4、6、8 mm），提取并筛选影像组学特征。使用随机森林分类器分别构建瘤内及各瘤周模型，挑选表现最佳的瘤周区域与瘤内影像组学特征融合，构建瘤内瘤周模型。此外，基于单/多因素分析筛选临床、影像特征构建临床模型，最终整合瘤内、最佳瘤周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影像特征形成综合模型。通过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各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 在各瘤周模型中6 mm瘤周模型表现最佳。瘤内模型、最佳瘤周模型、瘤内瘤周模型、临床模型在训练集中的AUC分别为0.850、0.896、0.916、0.787；在测试集中的AUC分别为0.785、0.742、0.819、0.748。综合模型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的AUC分别为0.934和0.827，高于各单一模型及瘤内瘤周模型。 结论 基于DCE-MRI的瘤内瘤周影像组学模型在术前预测乳腺癌LVI状态上具有较高的效能，结合临床影像特征预测效能更佳。

目的 探讨气压止血带在骨科四肢手术中的临床效果及风险因素，分析止血带在骨科上肢及下肢手术组内不同亚型手术（如创伤、关节置换、关节镜）中的临床效果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前瞻性观察队列研究，纳入2024年11~12月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接受骨科四肢手术的30例患者，按手术部位分为上肢组（n=6，亚型：创伤手术5例、关节镜1例）与下肢组（n=24，亚型：关节置换13例、创伤8例、关节镜3例）。记录不同手术术中失血量、术野评分、术后生理指标［血压、肢体围度、视觉模拟评分（VAS）、实验室指标（血红蛋白、D-二聚体、C反应蛋白］及神经功能恢复的差异。 结果 在上肢组内，创伤手术患者术后D-二聚体升高83.2%，高于关节镜手术（78.9%）；下肢组内关节置换术D-二聚体增幅最大（237%），且术后VAS评分低于创伤手术（3.0±1.0 vs 4.1±0.8，P=0.01）。所有亚组神经功能异常均于术后3 d恢复。年龄与下肢失血量（r=0.32）、年龄与D-二聚体增加（r=0.38）、BMI与下肢围度变化（r=0.41）相关（P<0.05）。 结论 气压止血带在骨科手术中能有效优化术野，使用了止血带的手术患者年龄与失血量以及D-二聚体增加相关，其BMI与下肢围度变化相关，提示肢体围度较大患者相较于肢体维度较小患者，术后肢体肿胀发生率、神经和肢体感觉异常发生率更高，术后需加强监测与康复锻炼。

目的 探讨双序列MRI影像组学模型预测乳腺癌患者Ki-67表达水平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2024年8月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术后病理证实为乳腺癌的177例患者的MRI影像及临床资料。根据免疫组化结果将其分为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使用3D Slicer软件手动从动态增强第2期及DWI图像上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并筛选最佳特征组合。使用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临床、影像资料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临床模型、单序列及双序列影像组学模型及联合模型，采用ROC曲线评估各模型诊断性能，并应用校准曲线及决策分析曲线评价模型的临床价值。 结果 与临床及单序列影像组学模型相比，双序列影像组学模型诊断效能较好，在训练组及验证组中的AUC值分别为0.83、0.74，联合模型诊断效能进一步提高，在训练组及验证组中的AUC值分别为0.85、0.83；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图显示出良好的一致性和临床适用性。 结论 基于双序列MRI影像组学模型在预测乳腺癌患者Ki-67表达水平方面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优于单序列影像组学模型及临床模型，表明其有望成为非侵入性工具，为临床选择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帮助。

目的 比较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与超声造影（CEUS）对盆腔结核诊断的应用效能。 方法 选取河北省胸科医院2022年6月~2023年12月收治的90例盆腔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行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以及CEUS检查，评价两者诊断盆腔结核的准确率，观察两者影像学表现特征差异。 结果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准确率60.00%，（54/90），低于CEUS检查诊断准确率82.22%（74/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者检测输卵管、输卵管卵巢、子宫内膜以及盆腔腹膜等不同部位结核的准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彩色多普勒超声中，盆腔结核形态以囊性包块、囊实性包块为主，包囊壁厚，粗糙，且包块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晰。输卵管增大多呈腊肠样病变（34.44%）。检测回声以混合型回声为主（65.56%），可检测到病灶周围I~Ⅲ级血流信号，病灶最大直径为45.38±15.37 mm；CEUS检查中盆腔结核形态以囊性包块为主，包块形态不规则，造影剂存在充盈不均匀，边界不清晰，宫腔内血流丰富。检测回声以混合型回声为主（80.00%）。病灶最大直径为46.47±14.56 mm，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病灶直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经阴道CEUS较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盆腔结核的准确率更高，且其能客观反映病灶血流灌注情况以及周围组织回声情况，为提高早期盆腔结核诊断准确率起到重要作用。

目的 基于超声心动图检查技术，对比经股动脉途径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F-TAVI）与经心尖途径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TAVI）治疗单纯主动脉瓣反流（PAR）的早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4年11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的96例PAR患者。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TF-TAVI组（n=46）和TA-TAVI组（n=50）。其中TF-TAVI组男22例、女24例，年龄56~85（72.39±7.40）岁；TA-TAVI组男33例、女17例，年龄55~85（71.68±8.01）岁。分析两组患者术前临床资料、围术期资料（手术成功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手术前后超声心动图参数、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等资料，比较两组患者的早期手术疗效。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临床资料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F-TAVI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均小于TA-TAVI组（P<0.05）。两组患者左房室大小、左室容积、每搏量、心输出量、肺动脉收缩压均较术前减小（P<0.05）；左室壁厚度均较术前相对性增厚（P<0.05）；TF-TAVI组术前及术后主动脉窦部内径、术前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均小于TA-TAVI组（P<0.05）；但术后两组LVI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F-TAVI组术后心包积液发生率低于TA-TAVI组（P<0.05）；但TF-TAVI组术后传导阻滞发生率、永久起搏器植入率均高于TA-TAVI组（P<0.05）。 结论 基于超声心动图检查技术可有效评估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手术前后左心结构及功能，定量分析左室逆重构有效性。TF-TAVI与TA-TAVI治疗PAR患者早期左室逆重构有效性及围术期安全性方面疗效相当，均是安全且有效的手术方案。

目的 比较内镜下套扎术（EVL）与组织胶注射术（ECI）在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EVB）中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2022年1月~2025年1月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肝硬化EVB患者12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ECI组和EVL组，62例/组。比较两组患者疗效、止血成功率、临床相关指标、早期再出血情况、术后6周血液生化指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EVL组与ECI组总体有效率、止血成功率、出血停止时间、输血量、住院时间和早期再出血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EVL组住院费用低于ECI组（P<0.05）。术后6周两组血液生化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P<0.05），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VL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7.74%，主要为发热和食管狭窄，低于ECI组的37.10%，主要为发热和溃疡（P<0.05）。 结论 ECI和EVL均是治疗肝硬化EVB的有效手段，但与ECI相比，EVL治疗可以降低住院费用，减少并发症发生。

目的 建立超声影像组学及临床指标的模型，初步预测并讨论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3年4月~2024年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经直肠前列腺二维超声检查及全身骨显像检查，并有病理穿刺结果或根治标本结果证实为前列腺癌的110例患者，根据其全身骨显像检查有无骨转移分为骨转移阳性组和前列腺癌骨转移阴性组。勾画靶病灶并提取超声灰度特征后，比较两组超声影像组学特征、临床指标，建立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超声组学预测模型、临床特征预测模型及联合预测模型，进行内部验证及校准，并绘制ROC曲线评估模型预测模型的效能。 结果 临床基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临床独立危险因素（P<0.05），共筛选出8个超声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预测模型，得出LR模型预测效能的AUC值为0.791（95% CI：0.699~0.887），临床模型的AUC值为0.719（95% CI：0.656~0.855），联合模型表现出最高的预测效能（AUC=0.850，95% CI：0.482~0.820）。校正曲线显示列线图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DCA 曲线显示联合模型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论 联合临床和超声组学特征的列线图对预测前列腺骨转移有一定临床价值，可以为超声及临床医师诊断及选择治疗方案上提供一定的参考。

目的 探讨能谱CT成像联合肿瘤标志物水平对肺腺癌和鳞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5月~2024年5月于广元市中心医院就诊的疑似肺占位性病变需要增强CT扫描确诊的患者病例资料，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n=78）和肺鳞癌（n=30）；所有患者均经能谱CT成像（GE Discovery 750宝石能谱64排CT扫描仪）检查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对比2组患者能谱CT成像；测定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采用ROC曲线分析能谱CT成像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对肺腺癌和鳞癌的诊断价值，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单一指标和联合模型曲线下面积（AUC）之间的差异。 结果 与肺鳞癌组比，肺腺癌组周围型分布、磨玻璃结节、胸膜凹陷征占比均较高（P<0.05），血管集束征、侵犯纵隔占比均较低（P<0.05）。肺腺癌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均低于肺鳞癌组（P<0.05）。增强动脉期CT值、静脉期CT值、癌胚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细胞角蛋白19的可溶性片段21-1、鳞状细胞癌抗原水平联合检测AUC均高于单独检测：AUC分别为0.92（0.854~0.965）、0.87（0.787~0.924）、0.70（0.834~0.953）、0.91（0.834~0.953）、0.93（0.859~0.968）、0.93（0.859~0.968）、0.76（0.668~0.837）、0.98（0.966~1.000），且联合检测敏感度、特异度（0.97、0.96）均高于单独检测（0.80、0.80、0.96、0.90、0.90、0.96；0.90、0.83、0.77、0.87、0.87、0.57）。 结论 能谱CT成像联合肿瘤标志物水平诊断肺腺癌、肺鳞癌具备鉴别诊断意义。

目的 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平扫多参数对急性肺栓塞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3年10月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合肥医院）进行双层探测器光谱CT胸部CT平扫及肺动脉造影（CTPA）检查并确诊为急性肺栓塞患者52例（共86个病灶）。以CTPA作为金标准，对常规120 kVp混合能量图（PI）、有效原子序数图（Z_eff）、电子云密度图（EDM）及EDM与Z_eff融合图等4组图像进行主观视觉评估并计算各组图像上肺栓塞的检出率。根据血管内有无栓子设置肺栓塞组和对照组，测量并记录肺栓塞组和对照组CT_PI、CT_{40 keV}、CT_{70 keV} 、CT_{100 keV}、ED值及Z_eff值，比较两组间的差异，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并构建回归模型，绘制ROC曲线，判断各参数及logistic回归模型的诊断效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各参数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结果 PI、Z_eff、EDM及EDM与Z_eff融合图等4组图像上肺栓塞的检出率分别为10.47%、1.16%、54.65%、69.77%，4组图像主观评分Kappa值分别为0.73、0.79、0.81、0.84。除Z_eff值外，肺栓塞组CT_PI、CT_{40 keV}、CT_{70 keV}、CT_{100 keV}、ED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参数中以logistic回归模型诊断效能最高（AUC=0.76），以0.56为阈值，其诊断急性肺栓塞的敏感度为58.1%，特异度为87.2%。Delong检验显示CT_{40 keV} 的AUC低于CT_{70 keV}、CT_{100 keV}、logistic模型（P<0.05），CT_PI的AUC低于CT_{100 keV}、logistic模型（P<0.05），其余各参数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双层探测器光谱CT平扫PI、虚拟单能量图、EDM等多参数图像联合对急性肺栓塞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阿尔茨海默病（AD）作为一种不可逆的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其早期诊断与干预对延缓疾病进程至关重要。扩散张量成像（DTI）技术作为磁共振成像的一个重要分支，能够无创性地评估脑组织微观结构变化，为AD的早期诊断和病理机制研究提供独特价值。本研究将通过AD病理机制、DTI技术原理及其参数、DTI参数在AD病理进程中的变化以及分析DTI参数与AD病理发展的关联性几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此来探讨其作为临床诊断指标的可行性及其与疾病分期的对应关系，旨在为AD的早期诊断和病理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冠心病的精准诊疗依赖于心肌微循环及功能的评估，而传统心肌CT灌注成像（CTP）因高辐射剂量（15~25 mSv）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近年来，通过第三代双源CT、动态负荷方案及深度学习技术的整合，CTP的辐射剂量显著降低至3.26 mSv（降幅为78%），同时诊断特异性提升至92%。动态CTP联合CT血管造影可同步评估冠状动脉解剖与心肌灌注功能，实现“一站式”诊断，避免30%~50%不必要的侵入性检查。人工智能通过自动量化灌注缺损与预后预测，进一步优化诊断流程；多模态整合（如CTP+PET）将诊断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提升至95%和92%。本文系统综述低剂量CTP的技术进展、临床应用价值及未来方向，为优化冠心病精准诊疗提供循证依据。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肿瘤，且其治疗和预后与肿瘤微环境密切相关，对胶质瘤的个体化诊疗具有重要的意义。胶质瘤的肿瘤微环境由肿瘤细胞和周围成分组成，对肿瘤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更好地理解胶质瘤的肿瘤微环境将有助于对肿瘤进行更有效的治疗并改善预后。MRI已广泛应用于胶质瘤的临床评估，但在评估胶质瘤肿瘤微环境方面仍有着一定局限性。影像组学可以从各种模态的图像中高通量地提取信息，近年来已在胶质瘤的诊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目前尚未有系统综述研究影像组学在预测胶质瘤肿瘤微环境中的应用，本文综述了基于MRI的影像组学在预测胶质瘤肿瘤微环境中的应用进展。

溃疡性结肠炎作为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病，患者需要接受长期药物治疗。目前随着生物制剂的普及，可以有效延缓患者病情进展，但患者对于治疗存在个体差异性，如若使用不当可能会出现治疗失应答甚至病情加重的情况。若能在早期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中进行有效的疗效评估，就可以及时更改药物治疗方案，避免出现药物治疗的副反应。本文就超声在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性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以及各项超声新技术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运用进展做一综述。

肾细胞癌（RCC）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CT是诊断肾肿瘤的首选方法，而影像组学作为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影像分析方法，通过提取CT影像的高通量定量特征，并整合统计学方法与机器学习模型，影像组学在良恶性肿瘤鉴别、病理分级预测及基因突变分析等方面表现出色。近年来，随着影像组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其在肾细胞癌个体化诊疗中的应用潜力日益凸显，推动了精准医疗的发展。本文综述CT影像组学在肾细胞癌诊断、分型、分级、基因预测及个体化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探讨其未来发展方向。